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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规划纲要 上升为“战略中央”

长江日报  2012-10-21 08:52

[摘要] 昨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6位国内知名规划专家在汉研讨《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规划纲要》,共同为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出谋划策。《纲要》从“功能目标”和“发展模式转变”两条目标线索出发,将武汉的总体目标定位为“国家战略中枢型的国家中心城市”、 “文化与生态特色鲜明的魅力宜居城市”。

 

昨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6位国内知名规划专家在汉研讨《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规划纲要》,共同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出谋划策。《纲要》从“功能目标”和“发展模式转变”两条目标线索出发,将武汉的总体目标定位为“国家战略中枢型的国家中心城市”、“文化与生态特色鲜明的魅力宜居城市”。

“国家战略中枢型”是武汉区别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最重要的国家功能,一方面,在经济从东部率先发展向全面均衡的转型背景下,武汉必须承担带动内陆发展的国家战略功能;另一方面,武汉在空间格局中的独特位置决定了它从“国之地理中央”上升为“国之战略中央”。

按照该目标,我市将从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建设和城市软实力两方面深化要求,构建“一枢纽三中心”的功能体系。“一枢纽”即国家综合交通枢纽,按照《纲要》,我市将提升国际航运能力,打造面向国际市场、辐射中部内陆的对外门户。“三中心”为国家商贸流通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中心、国家创新示范中心。按照《纲要》,我市将紧密联系中部经济腹地,构建采购贸易平台;发展掌握“国之重器”的国家战略性产业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创新产业基地、创建创新服务平台和创新开放平台。

市领导张文彤出席会议。

1枢纽+3中心

【解读】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规划纲要》将我市的国家战略功能定位为“一枢纽三中心”,“一枢纽”即“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三中心”即“国家商贸流通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中心”、“国家创新示范中心”。

交通枢纽:塑造物流成本洼地

目前,我市中部交通门户枢纽的地位尚未确立,国家综合交通网络中心地位不突出,运输组织功能不强。天河机场客货运输能力与沿海机场相比偏弱,长江航运中心建设国际航运仍处于起步阶段,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功能发挥不足。

《纲要》提出,我市要以机场为中心,打造面向中部的2交通圈。完善“江海”航线网络,推进保税港区建设,完善“水水转运”体系,加强重点港区的建设及其与周边产业基础的协同发展,加强货运铁路与港口、产业园的衔接,建立空铁转运中心,物流与交通、商贸、产业联动发展,形成物流运输成本洼地。

商贸中心:吸引企业总部入驻

目前,我市商贸规模较小,缺乏大型龙头企业,现代经营方式普及率不高,仍以中端和低端消费占主体。本地产品占生活消费品市场份额小,另一方面,雄厚的大工业基础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总体规模小,产业综合服务能力弱,总部经济欠发达。

《纲要》认为,应重点建设重化工业产品、电子信息产品、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整合区域生活消费品产业,优化市场布局,辐射中部。充分利用在货币市场与产权市场的优势,打造特色金融中心,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两江四岸核心“金融服务区”、近郊“企业总部集聚区”和外围“专业服务中心”相结合的生产性服务网络。

制造中心:拓展芯片制造产业

目前,我市制造业总量能级较低,体系完备,但缺少战略优势产业,与周边城市产业互动有限,优势“独大”,缺乏区域性工业整体支撑,工业用地地均产值较低,制造业集中在主城区三环附近,远郊工业发展不足,与重要的交通设施、门户整合不够。

《纲要》指出,武汉新一轮“再工业化”不再是简单的外延式规模扩张,而应调整工业结构,提升工业效益。大力拓展光机电一体化、芯片制造等高新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产业,加快重化产业升级,建设精品钢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淘汰经济效益不高、地均产出过低的产业。优化布局,将工业转至郊区,主城区以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创新研发、企业总部为主。

创新中心:南望山作为服务中心

目前,我市科技资源分布不均衡,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优势高科技产业有限,龙头企业不强。东湖示范区发展绩效不理想,土地承载经济活动能力较弱。国际化水平不够、市场外向性不足,制约了创新资源聚集、科技成果交流。

《纲要》指出,要推进资本、人才和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的聚集,推进科技金融的创新,建设专业化、集群化的产业园区,注重科技成果的传播扩散,选择南望山作为创新服务中心,提供智力化、资本化、专业化、效率化的创新服务,建立更加流畅的研发、孵化、融资渠道,使光电、通信、生物等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良性发展。

武汉有个性

黄金水道+特种车

【建议】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陈秉钊:

“我曾多次来过武汉,武汉的经济发展与它的区域地位太不匹配了。”74岁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同济大学教授陈秉钊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到纠结。

陈秉钊说,武汉曾经与上海并驾齐驱,却现状迥异。“近代史上有两次国门大开,次是鸦片战争,上海和武汉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武汉发展得和上海一样好,你看汉口的洋房一点也不比外滩差。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上海又迅速崛起,但武汉却落后了。”

究其原因,陈秉钊认为,是长江水运的衰落。“鸦片战争时期,贸易大多依靠水运,武汉是长江枢纽,自然发展得快。但现在货物大多依赖陆上运输,沿着长江的陆路却一直不通畅。武汉原有的优势没有了。”

水运:借鉴欧洲莱茵河

零散港口迁出去

陈秉钊认为,随着多条高铁和高速公路的贯通,武汉又重新回到交通枢纽的地位。但武汉交通的突出优势,仍是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他说,水运是一种便宜、低碳的运输方式,“同样的货物,如果水运费用是1的话,铁路为3.5,公路高达15”。我国的能源主要依赖于煤,而煤多靠水运。水运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已经很重要,并且越来越重要。

目前,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欧洲的莱茵河比我们的长江小得多,但它的运输量却是长江的6倍。很多人说,那是因为南京长江大桥太低,影响了大吨位船舶的通航。我到莱茵河去看,人家的桥多是古桥,比我们南京长江大桥还要低得多。关键是我们的运输方式有问题。”陈秉钊说,莱茵河上的货物多是用拖轮拖,一艘拖不动,就用两艘,而不是一味依赖大吨位的船舶。

另外,陈秉钊认为,武汉的港口岸线并不算长,配置却不尽合理。“我到武汉一些港口去看,一个港口既堆集装箱,又堆煤又堆矿砂。”“应该把优势集中,集中打造一批专门的港口,才能产生集聚效应。而要把一些零散的港口迁到其他地方去。”

汽车:区别长春和上海

造运钞等特种车

陈秉钊认为,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必须以强大的工业作为基础。

“美国搞完工业化以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把一些制造业迁到发展中国家。现在呢,国内就业不景气,奥巴马又想搞‘再工业化’,把迁出去的工业迁回来,但是谈何容易呢。”

“现在有多个城市都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就要跟他们不一样。”陈秉钊认为,武汉应优先发展高科技的工业。

“像汽车产业,很多城市都在发展汽车工业,武汉就应该搞出自己的特色来。汽车行业有句话:‘大卡车是小学生,小轿车是中学生,特种车才是大学生’,武汉可以制造救护车、押钞车、消防车这类利润价值、科技含量高的特种车辆。如果把这块领域发展起来,‘大沌口’的汽车产业就跟长春、上海不一样了。”

水域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4,居大城市,都市区水面占城市空间面积比例19%。

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中,非直辖市的广东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说,武汉之于,正如二十年前深圳率先发展后广州在省内的处境。

宋劲松回忆说,二十年前,凭借沿海港口和紧邻香港等优势,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深圳等地率先发展起来。经过十几年来的产业转移升级和“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扩展,广州最后回到了中心。

“目前,国家对拉动内需日益强调和重视,华中地区是的一块内需市场;长期以来不同区域的发展不均衡,现在正在进行调整,这对武汉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宋劲松说。   

“广东省几乎所有出省通道的起点都在广州。”宋劲松表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突出其中的一个方面,否则会很难开展。宋劲松认为,武汉区位优势明显,应该集中力量打造航空门户和交通枢纽。

2007年武汉

就上了“候补名单”

【揭秘】

“国家中心城市”概念提出者王凯:

“‘国家中心城市’只是一个概念,但它会给一个城市带来千百项具体的小目标。城市发展了,老百姓将会在个人发展、生活品质上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昨日,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王凯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王凯领衔完成了“城镇体系规划”工作,并首次提出“国家中心城市”概念,也是《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规划纲要》的主要起草者。

5年前建设部就“看中”武汉

记者:目前,中国已经有了5个国家中心城市,为什么还需要新的“中心城市”?

王凯:“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是2007年建设部编制《城镇体系规划》时提出的。其背景,是引领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当时提出的国家中心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北京、天津是辐射华北、东北地区,上海是辐射长三角,广州是辐射珠三角。

事实上,2007年,建设部就考虑过武汉、重庆,就上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候补名单。

而现在,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重点、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依靠出口转向内需,国家基建投入、企业投资也逐渐向中西部倾斜;金融危机以后,大量农民工从沿海回流到内陆;30年改革开放后,内陆城市也开始面临国际化的课题。

2010年,在建设部的一本书中,首次把重庆列入“国家中心城市”。主要的背景,是西部大开发,以及其在金融、贸易上的优势。

而其他的候补城市还包括西安、沈阳和武汉,分别辐射的地区是西北、东北、华中。

要当主角,得看演技

记者:在很多老百姓看来,“国家中心城市”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

王凯:是的,其实这个名号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追求这个名号,武汉会有千百项具体的小目标。城市发展了,老百姓将会在个人发展、生活品质上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产业结构提升后,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都是老百姓得到实惠。

记者:历史上,武汉有过汉正街,但被义乌超过;现在,武汉有百万大学生,但在创新创业上并不突出。武汉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除了资源禀赋,还有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

王凯:武汉有演员胚子,但能不能当主角,还要看你自己的演技。

除了资源,更重要的是软环境,是人治。这几年,武汉的面貌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国家层面对武汉也越来越重视。但我们还应该从降低税收和企业成本、扶植高新技术企业、吸引风投、鼓励创业等各方面,去做努力。(记者蔡木子)

框架形成阶段(2012-2016年):“一枢纽三中心”国家战略功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功能完善阶段(2017-2030年):“一枢纽三中心”国家战略功能全面建成

经济因素之外 部分功能欠缺

“深圳为什么不可能是国家中心城市?”在昨天的研讨会上,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邹兵采用另一种视角解读了国家中心城市的构成因素。

按照国家总体规划,明确确定广州是珠三角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深圳和广州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在邹兵看来,经济实力很重要,但并不是决定中心城市的依据。在经济因素之外,广州有很多深圳无法取代的功能。拿公共服务职能来说,有些是深圳赶不上的,比如说有大病,做手术会去广州,子女教育上大学,也会选择广州。

此外,邹兵认为,城市的文化功能也起着关键性作用,深圳虽然极具包容性,实际上还是北方文化植入到广东的一个产物,粤语文化圈难以认同深圳作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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